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的俞敏洪，1962年生，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1993年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2003年成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2006年9月7日晚9点25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在纽交所敲响了股市钟。一路高唱着“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的俞敏洪老师，终于带领新东方成功上市，而且刚刚卡在9月8日“红筹”公司境外上市“时间窗口”收拢之前。据测算，上市后，44岁的俞敏洪资产至少高达1.21亿美元，可谓“中国最富有的教师”。
新东方上市刷新了中国教育业在美国上市的零纪录。这是一个既值得称道又曾经引发争议的话题。从1993年注册成立的一个小学校到融资过亿的上市公司，新东方这条“寻找希望”之路走得并不容易。
“他最值得人称道的一点是，帮助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实现了出国梦。”一位“海归”基金经理提起俞敏洪很是感念。他在1998－1999年间曾是新东方一名学员，暑假里每天骑着车到新东方位于北京北四环的总部念托福培训班。
新东方其实很缺钱
即将拥有1000万学子的新东方怎么会缺钱呢？但是很多专家都将“缺钱”认做是俞敏洪做出上市决定的最主要想法。并购专家冀书鹏认为，虽然俞敏洪每年在培训费用上的收益很大，但是他所要承担的教师成本和运营成本更高。比如教师的工资，在新东方里最普通的教师一小时的课时费也要1000元，优秀教师的课时费几乎是不封顶的，新东方曾经出现过给教师发不出工资的现象。
另外，目前在外语培训领域里新东方面临的竞争十分严峻。据冀书鹏介绍，在新东方的财务报表中，其长期资本净值常常是小于长期资产净值的。也就是说俞敏洪的新东方在用短期融资做长期投资(既短融长投)，这样在年报中反映出的数据将无法利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境外上市是俞敏洪的最佳融资选择。
新员工眼中的俞敏洪
他有独特的价值运算公式
谢博(化名)是今年进入北京新东方学校的一名英语教师。昨天，他向记者讲述了俞敏洪的个人价值运算公式。
俞敏洪最喜欢和员工以及学生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想知道自己的价值有多少，看看你身边的朋友，选出5个朋友，他们价值的平均值就是你的价值。
谢博认为，新东方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与俞敏洪的领导风格很有关系。他这个人最喜欢交朋友，这些年来，新东方的发展轨迹也划出了他交朋友的轨迹。
“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结交了一些很好的朋友，而这些朋友在他日后的事业上帮助不小。”谢博说。
俞敏洪自述：我生命中的两次重大失败
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在失败中寻找与把握机会的过程，没有失败就无所谓成功，没有遭遇过挫折和失败的人生是不丰富的人生，就像白开水，纯净却没有味道。一个人是否活得丰富，不能看他的年龄，而要看他生命的过程是否多彩，还要看他在体验生命的过程中能否把握住机会。
下面我来讲述对我生命有转折意义的两次失败。
第一次是我的高考。我在一篇文章中讲过我高考的故事，那时并没有远大的志向，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就是我的梦想，而高考在当时是离开农村的惟一出路。但是由于知识基础薄弱等原因，我第一次高考失败得很惨，英语才得了33分；第二年我又考了一次，英语得了55分，依然是名落孙山；我坚持考了第3年，最终考进了北大。这里我想说明的是两点：第一点是坚持的重要，因为无视失败的坚持是成功的基础；第二点就是能力和目标成正比，能力增加了，人生目标自然就提高了。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考北大，师范大专是我的最高目标，但高考分数上去了，自然就进了北大。这算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失败和成功交织的滋味。
另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是留学梦的破灭。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留学热潮，我的很多同学和朋友都相继出国。我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也开始动心了。1988年我托福考了高分，但就在我全力以赴为出国而奋斗时，动荡的1989年导致美国对中国紧缩留学政策。以后的两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减，再加上我在北大学习成绩并不算优秀，赴美留学的梦想在努力了3年半后付诸东流，一起逝去的还有我所有的积蓄。为了谋生，我到北大外面去兼课教书，因触犯北大的利益而被记过处分。
为了挽救颜面我不得不离开北大，生命和前途似乎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但正是这些折磨使我找到了新的机会。尽管留学失败，我却对出国考试和出国流程了如指掌；尽管没有面子在北大待下去，我反而因此对培训行业越来越熟悉。正是这些，帮助我抓住了个人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机会：创办了北京新东方学校。
一个人可以从生命的磨难和失败中成长，正像腐朽的土壤中可以生长鲜活的植物。土壤也许腐朽，但它可以为植物提供营养；失败固然可惜，但它可以磨炼我们的智慧和勇气，进而创造更多的机会。只有当我们能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失败和考验，我们才能成熟、收获。而那些失败和挫折，都将成为生命中的无价之宝，值得我们在记忆深处永远收藏。
离开北大后，俞敏洪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进行自我调适，转变“眼睛朝下，鼻子朝上”的北大姿态。被逼到悬崖边的他，义无反顾地甩掉了北大这个包袱，开始相信商业的力量。他开始思考如何营销自己以及自己的培训班，学会与社会、政府的各色人等打交道。 一介书生，就此迈进江湖。
在北京冬日的寒风中，俞敏洪是这样起家的：一间10平方米的破屋，一张破桌子，一把烂椅子，一堆用毛笔写的小广告，一个刷广告的胶水桶。北京寒风怒号的冬夜，俞敏洪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刷广告。手冻麻了，拿起二锅头喝两口暖暖身子。寒风中喝二锅头贴小广告，这时候的俞敏洪，显出了痞子的狠劲。
新东方人都有一种电线杆情结，因为新东方是靠老俞在电线杆上一张一张贴广告贴出来的。曾经因为市政建设，来人要拆新东方外面的两根电线杆，老俞急了，死活不让拆，最后花了7万元才保下那两根电线杆。
教师出身的俞敏洪渐渐显露出他的经商才能，只靠三招，就打下了自己的江山。一是价格战，当时基本收费都在300～400元，俞敏洪只要160元，而且还是在20次免费授课之后，不满意可以不交钱。二是推出核心产品，他赖以成名的“红宝书”——《GRE词汇精选》。三是情感营销，向学生讲人生哲理，进行成功学式的励志教育，再加上他幽默的授课方式，深深地吸引了学生。
俞敏洪认为自己的成功与做过老师有关：“老师做企业家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因为我们理解人性，知道如何满足学生的要求。”确实，他对学生心理的理解是深刻的，并且充分利用了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崇拜心理，而获得别人的信任。
枪打出头鸟。很快，江湖的险恶就让俞敏洪有了深刻体会。俞敏洪的名声响了，招的学生越来越多，但也断了别人的财路。中国的培训市场一直是一个充满杀伐的江湖，地盘的争夺战蔓延到了贴广告的电线杆，先是俞敏洪的广告被对手覆盖，后来当场就给撕了，并把老俞的员工给一刀捅到了医院，对手情急之下使出了狠招。俞敏洪只能求助于公安，为了和公安兄弟拉上关系，俞敏洪豁了出去，一气喝下一斤多五粮液，直接被抬进了医院。
创业路上几多艰辛。此时的俞敏洪，完全没有了北大的书生气。除了他那瘦瘦的身材和厚厚的眼镜，痞子精神附身了，一个企业家的身影渐次清晰。
一个人创业是孤单的。俞敏洪想起了海外的“兄弟”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于是，他不远万里，前去邀请他们回来一起办新东方。他们来新东方，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和对自由的憧憬。靠着这种梁山聚义的草寇方式，借着当时英语学习热和出国热，新东方开始如野草般疯狂生长。
痞子精神的悖论
创业者成事，要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痞子精神。但是，事业做大之后，痞子的自由放任必须向企业家的严谨转变。2000～2004年，是新东方最困难的时期，俞敏洪备受煎熬。他要完成从一个老师到一个企业家的转变，并将一班聚义兄弟变成一个管理团队。
“这个过程很痛苦。从原来梁山聚义的做事方式，变成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做事模式；从原本激情狂热的做事风格，变成冷静而有判断力的做事规则。这种改变，需要把自己个性中的一些东西丢掉。”这种改变对俞敏洪来说，并不轻松。
此时，外部打击也接踵而至。先是“9·11”事件，赴美签证大幅减少，新东方的留学市场受到极大影响；接着是“非典”袭击，停课四个月，新东方损失过亿元。此外，还有ETS(美国教育考试中心)对新东方偷题的诉讼，新东方为此赔付了600多万元。
外患是暂时的，内忧则可能致命。“哥儿们义气一起做，做到最后就没有规矩了。”利益、情感、人性纠缠在一起，新东方上演了一出人性搏杀大戏，俞敏洪这个主角在其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表演才能。
最主要的是利益问题，做大了，股份怎么分？新进入的市场怎么分？“创业之初的伙伴们在新东方日进斗金后，不再像以前一样安于自己的分成，逐渐产生了利益纠葛。由于以前没有一套机制来规定剩余利益的归属，大家开始了争执和吵闹。”
新东方三驾马车中的两驾要脱离组织，王强、徐小平先后向俞敏洪递交辞职书。此外，俞敏洪曾经的上铺兄弟包凡一也提出辞职，要求退股。2004年，另外两大支柱胡敏、江博也出走。曾经的“盟友”相继“造反”，眼见着新东方的核心团队就要瓦解。
争斗的同时，这些知识分子型商人开始了对痞子精神的反思，开始了对商业规则的痛苦适应。俞敏洪说：“大家就惊慌失措了。因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学过商业规则，从来没有学过股份制，连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拆分这种利益躯体。”
王强回忆道：“大家一样痛苦。比如说利益问题，你要分股份，股份该怎么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在谈判桌上来谈这些，彼此间的情感确实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俞敏洪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兄弟们“造反”，还有来自老婆、老妈的压力。就像很多民营企业一样，新东方是俞敏洪和他老婆一起创办起来的。后来，老妈，老婆的姐姐，老婆的姐夫都在新东方工作。不仅俞敏洪这样，其他创业元老也如此。而且，俞敏洪的老妈对公司管理的指指点点，引起了海归们的不满。
为此，俞敏洪制定了一个回避原则：直系亲属一律不能在公司工作。
这个规定首先就没有获得他老妈的同意：“你这个对我不管用。”俞敏洪还是强势执行了。结果是，老妈生气，老婆半年不理他。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内争外斗中，俞敏洪扮演了一个“刘备”的角色。他自己也说：“我比较像刘备，常常用眼泪来赚取其他管理者的同情，我不擅长用严格的纪律来限制和管理人才。”俞敏洪用这种灵活的、甚至靠感觉的管理方式，在新东方内外上下腾挪。外界也因此评价俞敏洪不懂管理。
“我这个人比较仁慈，容得下人。我的柔弱个性在新东方内部起到了黏合作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走向极端。这是新东方没有崩盘的重要原因。”这也正是“刘备”的高明之处，表面柔弱，悲悲戚戚，但每一次预谋都能达到目标。无论是新东方的股份制构建，还是企业家族色彩的淡化。
上市真是救赎？
新东方不缺钱，也无须圈钱。为什么还要上市？真实原因之一是上述问题的延续。俞敏洪希望用严厉的美国上市公司管理规则来规范内部，以制度说话，避免前面出现的人情和利益纠葛，从而实现自身的救赎，让企业顺利发展。
俞敏洪坦言：“在新东方，骨干们很容易越过规矩谈感情。上市之后，外部规矩比内部规矩更强大、更有力。”上市两年多来，新东方改变了许多。新东方严格按照美国上市公司的要求进行内部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比如建立了员工投诉信箱、客户投诉信箱等。
然而，“做教育”和上市的冲突也凸显出来。“作为一家好的上市公司，你要做到收入增长多少，利润增长多少，以及人数增长多少。但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它最大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保障，在于它的教学质量，并不在于每年学生增加了多少。”这就是矛盾，而且还难以平衡。“我本人比较喜欢悠闲地去做一件事。这点，被上市给破坏了。”
其实，当初对于是否上市，俞敏洪一直都很矛盾。一方面，他想规范企业，变身“贵族”；另一方面，他也担忧自由散漫惯了的“痞子”们，怎么受得了约束。
“上市之后，我的状态也一直不太对，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状态。我其实是个随心所欲的人，但现在为了别人的利益，必须要去做很多事情，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小。”
个人英雄主义是他舍不下的情结。新东方成长至今，靠的就是这些老师一张张敢说的大嘴。现在成了美国上市公司，成了正规军，学会闭嘴后的俞敏洪不再迷人。新东方的传奇色彩也逐渐淡化，变成了冷冰冰的上市公司。
现在的俞敏洪，成了守业者。而且，他必须成为一个守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