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必须突破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才能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取得成效。简单地说,广东与其做“单打冠军”,不如争取做“双打冠军”。
与其做“单打冠军”,不如争取做“双打冠军”
“单打冠军”指的是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或者内源型经济的发展上做得最好。毫无疑问,改革开放30多年,广东选择了前者,成绩有目共睹。当然,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在发展中也有其存在的问题,包括主要强调出口额以及招商引资额,而对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重视不够,国际化程度也不够高。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前,由于出口市场比较畅旺,我们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并不大,可是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尴尬局面却是明显的: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广东的外向型经济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难以与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化大都会相媲美；而要论内源型经济的发展,却又难以跟上海这个国内金融中心和长三角的龙头城市相提并论!因此,广东的出路在于,争取做外向型经济与内源型经济协同发展的“双打冠军”!
如何协同?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是发展外向型经济更应重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向型经济应该比出口加工以及与此相关的招商引资有更丰富的内涵。前文提到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广东应该充分利用今年1月启动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机会,譬如新加坡在港口管理、科技园区建设、城市运营、炼油等领域有丰富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这正是广东乃至内地很多省市在快速提升产业层次、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过程中所迫切需要的。至于如何把广东的民间资金通过基金、风险投资等方式盘活起来,这也是新加坡的专长。说到产业发展,广东目前经常提到的是发展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包括创意产业和动漫产业,其实广东完全可以通过与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合作,把日本、韩国的相关产业资源嫁接过来,这正是新形势下广东外向型经济大发展的机会!
将已有的外向型经济优势与以内源型经济为主地区的资源进行融合和对接
发展内源型经济离不开外向型经济。中国加入WTO后,我们经常讲全球化,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提全球化少了,提区域化多了。区域化就是既要强调国内的区域合作,也要重视国际的区域合作。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合作就是国内的区域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国际的区域合作。诚然,上述两种类型的区域合作尽管价值理念相近,但是运作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如何把两种区域合作的模式融合起来?在《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下,珠三角既有与港澳加强合作与融合、共同拓展新型外向型经济的优势,也有把已有的外向型经济优势,连同传统的出口导向战略下所积累的企业技术和管理资源,与长三角地区乃至环渤海经济区以内源型经济为主的地区的资源进行融合和对接的优势,这就是我所说的外向型经济与内源型经济协同发展战略,这与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上述战略如果成功实施,那么广东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双打冠军”,广东就相当于“杀”出了一条扬长避短、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血路”。
民营企业:广东成为“双打冠军”的“载体”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广东成为“双打冠军”的“载体”?我认为非民营企业莫属。虽然广东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有缺陷的,过去30多年,尽管广东民营企业的数量得到了长足的增长,可是企业的规模和竞争力都乏善可陈。目前广东已经提出了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宏伟蓝图,以LED产业为例,广东现有的民营企业能够做的只是LED技术在应用领域即产业链下游的拓展,受制于技术和资金,民营企业难以做大做强。换言之,民营企业难以做“单打冠军”,但是如果它们与拥有技术的外资光电企业开展战略性合作,技术上得益于外资企业,资金融通上则可以通过广东不断拓展和完善的金融市场、私募基金、风险投资体系等渠道得以解决,则广东建立新兴产业体系就大有希望。可见民营企业要做的不仅是“内联”,还要“外引”,这就是“载体”的角色所在。广东各级政府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企业成为“外引”和“内联”的“载体”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转方式的关键在于加快推进政府改革
只要地方政府的基本角色没有完成向公共服务主体转变,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仍然以生产总值作为核心指标,经济发展方式就不可能根本转变
根本障碍是体制性障碍
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格局下,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一大根本障碍和三大现实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行政和财政分权激励下的地方政府间竞争构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作为一把双刃剑,这种竞争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是既有发展方式弊端的根本成因。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体制背景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往往直接决定了该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经济收益,造成了政府追求政绩,政府官员忙于招商引资上项目的现象,并且由于官员任期较短,投资往往集中在短期见效的项目上,真正需要政府关注的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却投入不足。这使得投资率居高不下,并且投资结构扭曲,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这种发展方式不仅给广东直接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而且构成企业主要竞争优势———加工的成本优势也在相当程度上建立在长期人为扭曲的要素价格上。在围绕着吸引投资展开的竞争中,土地价格被人为压低、资金成本因利率过低或政策贷款或担保也被人为压低,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因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不健全被压低,企业生产的环境成本也因为地方政府的纵容而人为地被压低。
当前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究其根本,就在于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地方政府间竞争有其体制机制作为支撑,并且形成了固化的利益格局。由于现行财税体制把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同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直接挂钩,生产总值增长实际上仍然是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便成为粗放和扭曲型经济增长的体制根源之一。
现实挑战之一是要素成本不断攀升。低薪酬的劳动力、低成本的能源、资源和低廉的土地租金曾是广东低附加值加工业得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但是,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劳动力社会成本将趋于上升；随着土地管理制度规范和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随着能源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及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资源成本明显上升；为了响应低碳需求,环境治理成本也不断提高。
现实挑战之二是产业链的挤压效应。广东虽然是经济大省,但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只能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导致产业被挤压于国际产业链低端,面临不可持续的危机。技术水平和附加价值较高、资源消耗较少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全省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重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弱,相当一部分产业出现了“低端技术路径依赖锁定”的现象。
现实挑战之三是产业对外依存度高。广东产业的对外依存度高,这曾是广东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但嵌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广东产业出现了新的“依附经济”趋势,即依附加工贸易、依附外资和依附出口需求,技术、人才和销售等高端要素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全球经济贸易失衡与震荡,要求广东改变依赖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能否成功转变广东的增长模式,降低经济对外依存度,推动经济增长由外向带动为主向内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成为广东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考验。
实现政府转型,改革创新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实现政府转型。只要地方政府的基本角色没有完成从经济建设主体向公共服务主体的转变,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仍然实际以本地生产总值作为核心指标,那么经济发展方式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转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实现政府转型,即实现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改革创新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将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环保、人民群众满意度、幸福指数等指标纳入新的评价体系,纠正“重经济指标,轻公共服务”的倾向,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体制基础。政府的转型不仅将矫正地方政府扭曲的行为,而且随着公共服务的满足,也为释放消费需求、拉动国内需求提供制度保障。广东应该发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勇气和精神,在政府转型和深化市场化改革(包括土地、能源、资源等要素市场改革)方面继续先行先试,以制度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